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研究

摘要:智慧教育示范区是中国智慧教育探索的试点工程,与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息息相关。基于此,文章首先阐述了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智慧教育示范区及其价值定位,从创建规模、基础创建条件、创建侧重点三个方面剖析了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特征;随后,在借鉴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文章结合我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具体情况,设计了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最后,文章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例,阐述了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具体应用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更好地推进我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建设。

关键词:智慧教育示范区;教育治理;创建机制框架;新加坡;教育信息化

作者:李丹;王运武     

智慧教育示范区既是未来教育创新发展的先行探索,也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抉择。2019年,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启动会在河北雄安新区召开,创建工作全面展开。近两年来,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困扰着建设者,如“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智慧教育示范区与1.0时代的教育信息化试点在本质上有何区别”、“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机制是什么?”等。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计划首先明确智慧教育示范区与教育信息化试点的本质区别,并界定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内涵;随后在分析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特征和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探索创建思路并构建创建机制框架;最后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例阐述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具体应用并提出建议,以期为全面推进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工作提供参考。

一 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智慧教育示范区及其价值定位

智慧教育示范区是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新型教育形态示范区,既是对教育信息化试点的继承与延续,更是一种创新与发展。本研究对1.0时代的教育信息化试点与2.0时代的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典型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智慧教育示范区以人工智能思维、大数据思维等为指导,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5G等技术推进教育系统的变革及其创新发展。通过教育模式革新的内生力量[1],促进教育生态系统重构,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教育评价全面精准、教育治理和服务智慧升级、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和优秀案例,推动全国教育信息化的高水平创新发展。

表1  1.0时代的教育信息化试点与2.0时代的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典型差异对比

智慧教育示范区是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其价值定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迈向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二是构建智慧社会、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2];三是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引领教育的未来发展。

二 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特征分析

智慧教育示范区(下文简称“示范区”)创建机制需要包容不同区域的差异,以广泛适用于指导不同区域的创建。在借鉴全国教育信息化示范区特征分析成果的基础上[3],本研究分析了教育部首次获批的10个示范区(含2个培育项目)的特征,发现不同示范区在创建规模、创建条件、创建侧重点等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为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构建厘清了思路。

1 创建规模差异较大

表2显示,10个示范区区域所辖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差异较大,其中北京市东城区、河北省雄安新区和上海市闵行区未将高等教育建设纳入规划,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不统计。

表2  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规模统计(单位:所/万人)

智慧教育示范区的重点工作是基础教育学校的创建,“地市”级和“区县”级创建规模的差异主要是由中小学数量和学生人数差异大所引起的。示范区的顶层设计要兼顾高校和中小学的特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协调、合理布局。

2 基础创建条件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从承担的科研项目、教育信息化环境、教学改革、优质数字资源、教育大数据、产学研结合六个维度,比较分析了10个示范区的基础创建条件,如图1所示。其中,河北省雄安新区在教学改革、优质数字资源、教育大数据三个维度缺少数据。

图1  10个示范区的基础创建条件

除承担的科研项目外,10个示范区在基础创建条件上无显著差异。“承担的科研项目”维度差异较明显,这与区域创建规模、科研重视程度、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量等因素关系密切。总的来说,10个示范区的科研能力相对比较薄弱,这成为了创建示范区的短板。各区域需要强化科研,以科研引领示范区的创新发展,提升示范区的建设和应用水平。

3 创建侧重点各显特色

各示范区的创建发展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各有特色,其创建任务的侧重点如图2所示。图2显示,10个示范区的重点创建任务不同程度地集中在教育环境、教育模式、教育资源、教育评价、教育治理、教育服务、信息素养七个方面。其中,北京市东城区、广东省广州市的重点创建任务对教育治理的关注不足,但北京市东城区对“未来学校”的探索非常关注;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的重点创建任务对教育服务的关注不足;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重点创建任务除了“师生信息素养”,其它均有提及;山西省运城市重点关注教育资源的建设。此外,“智慧教育示范区”作为有力支撑雄安国际化城区建设的内核之一,为着眼于教育发展的高端形态[4],还增加了“职业教育”、“智能化科技中心和场馆教育”等国家特色创建任务;江苏省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作为两个创建培育区,除了重点建设内环(教育环境、教育模式等)部分任务外,还增添了区域特色创建任务;苏州打造“苏州智慧教育总入口”;青岛则升级优化“青岛教育e平台”,建造“教育信息化国际中心港”。

图2  10个示范区创建任务的侧重点

三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设计

1 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的经验借鉴

新加坡现代化的教育格局与其先进、卓越的教育治理体系密不可分,而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与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强调多元主体间复杂的协同机制。因此,分析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如图3所示),可为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构建提供参考。

图3  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

(1)学校——良性竞争、管理自治

新加坡教育提倡同段竞争和逐层竞争实现良性竞争:①同段竞争,指同一教育阶段学校间的竞争,如学校排名系统;②逐层竞争,指不同教育阶段逐层选拔,如教育分流制度。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多为政府直接管理,校长有一定的教育教学“微”改革权、教材选择权等。大学自主改革运动后,高等教育(以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大学为例)由原来的法定机构(政府直接管辖)转变为非营利性的公司(大学自主运营),故大学拥有了更多的战略发展规划、内部事务治理、财政自理的自治权[5][6]

(2)政府——政策引导、资金支持、质量保障

新加坡教育部代表政府执行教育管理权,在政策上宏观引导教育体制改革、教材编写、学生发展计划等,其对基础教育的政策指导比高等教育更精细。在资金支持方面,政府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的资金提供方。不同的是,基础教育的办学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而高等教育的办学费用只有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另一部分则来自市场投资和社会捐赠。政府通过建立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机制,对教育质量进行宏观把控。学校卓越模式(School Excellence Model,SEM)、学校排名系统等是基础教育质量得以保障的手段,而高等教育主要运用绩效机制和大学评估框架(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 for Universities,QAFC)来监测高等教育质量[7][8]

(3)市场——经费投资、教育输出

市场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有不同程度的经费投入。部分基础教育学校(如私立学校)与市场建立合作关系,拓宽办学经费来源的渠道。新加坡高校自实行现代管理体制以来,市场作为主要投资方参与高校治理。高校(如南洋理工大学)则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与市场建立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增加办学经费。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与市场教育宣传、推广及输出密切相关。例如,新加坡国际事业部(International Enterprise)负责对本地的教育进行扶持,帮助其拓展海外教育事业等[9]

(4)社会——有效监督,基金捐赠

新加坡教育信息公开透明,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开教育信息与数据、教育体制、学生入学、教师入职、教育新闻等内容,便于大众(主要指家长)了解学校的办学情况并实时监督,促进教育公开、公正、公平[10]。此外,有一些校友、企业与社区人士自愿为学校建设发展提供一定的基金支持,如1991年成立的大学捐赠基金(University Endowment Found,UEF)是新加坡大学教育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管理创举。

2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

(1)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构建思路

本研究通过梳理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特征和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提炼了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的构建思路:①规模不同,能够广泛适用。10个示范区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差异较大,区域统筹协调难度系数不同。因此,创建机制框架不仅要适用于“地市”示范区,还要适用于“区县”示范区,具有普适性。②基础差异,能够灵活应用。示范区的基础创建条件、重点创建任务不尽相同,各示范区需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重点创建内容和特色任务,因此创建机制框架需具有较高的集成性。③系统复杂,需要多元协同。智慧教育示范区是对教育生态系统的重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需有效运用系统、协同、复杂性等思维合理分工,整体推进。④激发活力,需要良性竞争。新加坡崇尚精英教育,而其教育实践也证明良性竞争确实能够激发教育创造力。智慧教育示范区作为“新”事物,需要激发参与者的活力,促进智慧教育示范区高效、高质的建设。因此,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需要包含良性竞争机制,激发创建活力。

(2)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设计

在上述构建思路的指导下,本研究设计了包含一个中心、三个支点和一个统筹的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其中,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是框架的重中之重,而三个支点(即政府、市场、社会)、一个统筹均服务于此中心。

图4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

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是框架的核心,在政府政策的驱动下,整体表现为同区竞争和异区竞争——同区竞争是指同一示范区内不同学校之间的竞争(通过绩效协议和配套策略实现),而异区竞争是指不同示范区之间的竞争(通过教育部测评机制实现)。基于上文对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内涵界定及分析,本研究归纳出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①智慧教育环境,即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打造智能化、个性化的教育教学空间;②智慧教育资源,即以智慧教育环境为依托,融合外部优质教育资源和本区域原创教育资源,创建本土化教育资源库;③智慧教育模式,即以智慧教育环境、智慧教育资源为载体,创新教育教学模式;④智慧教育评价,即以教与学过程数据为基础,全面、精准评价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的学习成长;⑤智慧教育科研,即打造专业的智慧教育团队,持续为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后续建设蓄力。此外,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的内容还涉及智慧教育管理、智慧教育服务、师生信息素养等。各示范区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厘清创建任务之间的关系,并灵活选择、有序安排,如北京市东城区、河北省雄安新区、山东省青岛市、江苏省苏州市等在持续优化升级原有创建基础的同时,还全力创建特色内容。

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支点形成多元协同体,共同助力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①政府主要指各市、区、县教育局,在政策驱动和资金支持方面发挥作用。在政策驱动方面,政府主要依据教育部的政策文件,研制适合本区域的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规划、配套策略及测评机制。研制规划时,进行充分的基线调研是准确划分引领校和被托校、把握不同教育阶段建设重点的重要前提。在资金支持方面,政府分批、分次、有序地为不同学校提供“等比量”的创建启动资金,后续资金的提供则根据与引领校和被托校签订完成的绩效协议预期目标(阶段目标、效益等)进行弹性拨款。②市场在技术支持和教育推广方面全力配合。一方面,教育软、硬件公司/企业通过投标、竞标等方式,与政府建立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为学校提供硬、软件技术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形成以教育推广机构为主的教育推广链,主要负责创建成果的区域、周边及国内宣传、推广。③社会在有效监督和科研支持方面积极参与。社会大众(主要指家长)通过相关的平台(如当地教育官网)实时了解智慧教育示范区的相关创建政策、过程、成果等信息。当地师范类院校、教育科研机构则协助政府做好顶层规划,帮助企业制定竞标方案,指导学校具体实施方案等。

教育部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领头羊,是中国教改方案的顶层设计者和教改方向的质量把控者,主要工作包括:①联合高等院校,制定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总规划,在政策上宏观把握教育改革方向;②联合科研机构,共制系列“智慧教育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总评价指标体系和分阶段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分阶段评价可以交给各区域市、区、县教育部门具体负责实施。教育部与各区域政府(主要指教育局)桴鼓相应,促使示范区的创建工作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

四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应用——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例

1 山西省运城市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基本情况

山西省运城市作为首批入选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名单的区域之一,具有智慧教育建设的代表性。运用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分析运城市示范区建设,有利于为其它区域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提供借鉴。

山西省运城市将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纳入智慧教育二期工程建设重点,市、区、县政府予以高度重视。运城市包括1个区、2个县级市、10个县,共有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院校2374所,共计81.88万人;其中,中小学校学生占比近45%。经调查分析,本研究发现运城市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基础建设条件如下:①学校宽带网络接入率达99.5%,校园网络覆盖率为77.1%,多媒体教室占比90.3%,教师、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开通率分别为92.4%、93%,支撑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但基础设施覆盖率有待提高;②师资培训覆盖率较高,但是教师培训率略低,教师、校长信息化教学培训覆盖率分别为85%、100%;③教学改革略有成效,部分学校运用了AI智慧课堂、学情测评与分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生理心理数据采集等教学工具;④教育资源系统亟需优化升级,教育数据有待实现区域融通,教育治理与服务尚待完善。

2 山西省运城市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的具体应用

山西省运城市在梯度建设智慧校园的同时,重点优化、升级运城市智慧教育云平台。以县为单位,运城市政府组织骨干校长、教师参加智慧教育云平台课堂教学应用培训;同时,鼓励教师创建、共享原创数字资源,购买其它优质教育资源,创建了本土化区域教育资源库。学校鼓励教师以专递课堂、运城市智慧教育云平台资源为载体,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创新。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支点形成多元协同体,共同助力运城市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具体表现为:①在政府方面,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资金用来购买智慧教育云平台服务,同时划分引领校和被托校,制定推进专递课堂、智慧教育云平台的课堂教学应用与实践的相关政策。②在市场方面,教育软、硬件公司/企业通过投标、竞标的方式与政府建立商业合作伙伴关系,投资建设运城市智慧教育云平台、智慧校园与“三个课堂”。③在社会方面,大众(尤其是家长)通过各市、县教育局官网,了解区域创建的过程。此外,教育科研机构协助政府制定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实施方案,指导骨干校长、教师参与智慧教育云平台、专递课堂操作及应用培训等;教育部则按照关于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的具体要求,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同时依托专家研讨、智库咨询等把关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内容和方向。

需注意的是,运城市智慧教育示范区在一些方面仍然比较薄弱,如协同政府、企业及教育科研机构三方力量,宣传、推广创建成果的渠道,激发学校创建活力、开展智慧科研等。为了更好地推进运城市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建设,依据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①在继续完善政府、企业、科研多元协同工作机制的同时,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专班,全力推进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和相关成果的宣传、推广等。②在原有市、县教育局平台上分设专栏,及时公开示范区创建过程的相关信息,促进示范区建设的战略协同。③政府与引领校、被托校签订绩效协议,根据协议中预期目标的完成情况弹性提供后续资金,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激发区、县、校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的活力。④优选骨干校长、教师成立智慧教育科研团队,以研究推进示范区建设,为运城市智慧教育示范区的持续建设蓄力。⑤加快5G、WiFi6、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教育机器人、智能眼镜等新产品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逐步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应用案例。

五 小结

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既是当前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热点,也是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将助推中国智慧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要从教育要素的变革转向教育生态系统的重构,强调教育环境和模式智慧、资源智慧、评价智慧、治理智慧、服务智慧、教育生态系统智慧等,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的高效参与和有效协作。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机制框架有较好的普适性、灵活性和集成性,适用于指导各区域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运武,黄荣怀,杨萍,等.改革开放40年:教育信息化从1.0到2.0的嬗变与超越[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9,(1):1-7.

[2]王运武,李炎鑫,李丹.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的现状、内容与对策[J].现代教育技术,2019,(11):26-32.

[3]李文昊,肖佳裔,祝智庭.全国教育信息化示范区校特征分析:智慧教育发展的视角[J].中国电化教育,2017,(11):13-19.

[4]黄荣怀,刘德建,闫伟,等.雄安新区发展智慧教育的基线调研与政策建议[J].中国远程教育,2019,(11):1-14.

[5][7][10]刘训华,周洪宇.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6,(10):20-26.

[6][8]姚荣.新加坡高等教育治理如何走向现代化——基于“治理均衡器”的理论框架[J].比较教育研究,2018,(1):3-12.

[9]Ka Ho Mok. The quest for regional hub of education: growing heterarchies, organizational hybridiz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11,(1):66-81.


      作者简介:李丹,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智慧教育、智慧教育示范区。

      来源:《现代教育技术》杂志,2020年第10期